
在屈原生活的年代,许多人有杀他的动机和嫌疑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例举的就有对他厌烦的两位国王、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兰,此外还有秦国大臣张仪等等。这些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,由他们组成了打击屈原的政治同盟。屈原虽然文华四射,才情孤高,却对官场潜规则一无所知,一味的恃才傲物,结果遭到政敌谗言,先是被楚怀王所嫌恶而罢官,既而又因满腹牢**而开罪新王楚顷襄王,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罗江一带,成为一文不名的流浪者。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,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,他们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。因此,在我看来,这个人的死,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。
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。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,但他的性取向却遭到了后人的质疑。屈原喜爱穿奇装异服,成天弄顶高帽子(峨冠)戴在头上,衣袍上缠着长长的佩带(博带),还摘了许多鲜花和香草戴在身上,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气息芬芳的花草,这种沾花惹草的习性,实在与常人大相径庭;他还多愁善感,经常为自己的厄运而失声哭泣。所有这些“娘娘腔”都成为猜疑的理由,他因而被指陈为同性恋者,甚至有人称他与年轻诗人宋玉关系暧昧,如此等等。
但仅仅从行为方式上就断言屈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“同志”,其学术理由似乎并不充分。要真正弄清这个历史疑团,还需对屈原的诗歌文本《九歌》加以解析。楚辞界坚持把《九歌》当作国家祭祀仪典的解说词,这虽然不无道理,但像屈原这样的隐喻大师,喜欢在所有的诗赋里都注入大量象征,若不利用这种祭祀传统来寄托他的私密情感,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我们不妨把《九歌》里的九神,视为屈原的九个情感对象,他们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用女神作为代号,如“少司命”、“云中君”、“山鬼”和“湘夫人”,另一类则以男神“东皇太一”、“大司命”、“河伯”和“湘君”为代码。对这些神祗的颂扬,除了是在履行祭祀的使命,似乎还在暗示作者拥有对异性和同性的双重情感。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双性恋的某种证据。但无论如何,从其对“湘夫人”一往情深的赞美来看,屈原保持了对异性的深切关注。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
究竟谁才是屈原的挚爱
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,也许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(舜帝的宠妃)娥皇和女英,她们在战国时代转型成了一对神祗夫妇,主管着楚国境内最大的河流──湘水。民间祭祀仪式的核心,就是由坊间民众扮演这对夫妻,人神之间互相表达深切的爱慕,由此寄托民间男女的私密。屈原遵循了传统祭典的语法,利用这一公共平台,公开唱出自己的爱情心声。
代号“湘夫人”的女子,在屈原的众多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,因为屈原托身于她的对偶神“湘君”,大胆狂热地表达了自己的无限眷爱。《湘夫人》一诗,写得感天动地,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,成为整个《九歌》中耗费笔墨最多,情感最炽烈的诗篇。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:第一,此女美貌惊人,犹如天仙;第二,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(尽管屈原假扮大神湘君,却总是无意识地流露出自己被“帝子”召见的卑微地位);第三,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,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,全诗经历了期待、焦虑、悔恨和无限失望的情绪曲线。在当时的楚国,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女人似乎只有一个,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,其实这可以从《湘夫人》的标题中赫然读出:“湘”就是楚国,“夫人”就是楚王之妻妾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记载,秦国使臣张仪因为欺骗了楚怀王而将被杀,他以重金贿赂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和爱妃郑袖,得以逃生。郭沫若以此为由,在其历史剧《屈原》中大肆渲染,把郑袖变成了政治小丑和屈原的死敌,这种胡乱敷衍的故事,竟成为现代人判断屈郑关系的依据,实在是严重的混淆视听之举。
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: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,抑或只是屈原自己一厢情愿的单恋,但有一点可以推断,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,可能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,导致他在政治异见者的名义下遭到放逐。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(他在《离**》冢说自己是上古大帝高阳氏的后代),仍然不能避免这一祸端。十几年后,楚怀王驾崩,其子倾襄王即位,楚国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。为防止有帝王血统的屈原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,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,以期彻底消灭这个**者的**,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喋血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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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shuangqiu 于 2009-5-27 19:31 编辑 ]